年底突击花钱屡防不止，充分暴露出《预算法》的很多条款已不合时宜。
11月3日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要扩大经济方式转变，进一步扩大内需，财政要充分保障民生。
财政再丰收
2007年财政收入可能超过预算7000亿元人民币，中央财政大概超收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，消息一出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如此庞大的财政超收收入怎么花，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。2006年，中央财政比预算超收2585亿元人民币。
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.3万亿元人民币，2003年超过2万亿元，2004年上升到2.6万亿元，到2006年达到3.9万亿元，是2000年的3倍，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。2007年前三季度，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161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30.8%，接近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，今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。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说，这个增长率创下了近年同期最高。
11月6日，财政部新闻办吕志胜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超收收入怎么花，财政部曾经向全国人大作过汇报，并提出了一套指导意见。财政部目前对超收使用已经有粗略的预算，不过还没有向国务院汇报。具体的分配方案等到12月上中旬的财政会议才能对外公布。
根据财政部对超收收入提出的一套意见，2007年超收收入将主要用于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环境保护、社会保障、食品安全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、减少赤字、适当增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8个方面。
“这些投入方向都没问题，但财政超收不一定要赶紧花掉，可以作为财政储备，以丰补欠，纳入财政储备基金。”对于各方提出的超收收入分配意见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，不仅要增加用于下一年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，还要建立长期的存量管理的稳定基金。他说：“财政投入应该逐步增加，不然基数抬上去，如果下一年财政收入不好，就会很不好办。”
在与财政部的交流中，全国人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2006年超收收入用于弥补赤字的支出只有200亿元人民币，太少了。全国人大的意见是2007年最好减掉1/3，也就是1000亿元人民币。
财政超收也并不全是好事，中央财经大学一位专家认为要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。“一是收进成本。一般来讲，县级税收成本占税额的20%左右，这意味着每征收100元钱税，其中20元钱在征收过程中就人吃马喂地流失掉了。二是入库后的管理成本。这个成本有多大，没有公开资料可以查阅，但应该不会少于税收总量的15%。三是返还成本。返还成本可能比收进成本还大，这不仅是因为返还的时候也要流经各个必需的环节，更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人情和人为的因素，首先的是进京跑部，别看这钱是该返还的，可不花钱打点也拿不来，驻京办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说明，而驻京办本身就是要钱的成本。然后是层层剥皮，真到了用户手里，其实也就剩一把骨头了。”
这位专家分析，与其追求得不偿失的财政超收，何不在当初就把钱留在下面呢？与其把钱花在环节上，何不把钱用在刀刃上呢？如果能这样的话，不但避免资金的损耗，地方也有足够的财力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环境保护、社会保障、食品安全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。“这就需要改变目前的财税体制，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，目前看，政府有意识在逐渐推动这项改革，由于牵涉点面太多，只能边试点边推广。”
很怕乱花钱
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指出要严格财政支出管理，尤其要防止铺张浪费，防止年底突击花钱。
然而在国内经济生活中，“防止年底突击花钱”几乎成为每年必讲的“程式语言”。2007年中央部委依然需要准备一场花钱大竞赛。原因是在2007年底前仅剩的两个月中，他们需要花掉3000亿元到4000亿元人民币，以完成年初财政部批准给他们的预算支出。财政部警告说，如果他们不能如期按年初预算花掉这些钱，那么在编制2008年的预算支出时，也许就不会再拨给他们那么多钱了。
出现如此尴尬的财政预算支出困局，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央财政与部门的经济利益博弈。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计划编制的惯例，上年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是下年编制财政支出计划的重要依据，如果预算支出难以实现就要递减部门的预算支出计划。这是各部门在年底突击花钱的重要利益所在。
要从根本上实现预算执行的顺畅就要从根本上提高预算编制的质量。预算编制与执行哪个都不能放松。按照2008年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，目前各部门一上预算已经上报，财政部表示今年将对预算格外严格，编制不够好的将退回重新修订。
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，中国预算改革已经进行了8年时间，还有如此多的问题和顽疾，值得思考。部门预算改革并没有结束，还要继续，只是下一阶段中央和财政部门需要下更大决心冲破一些利益格局，使财政预算具有可持续性、稳定性和透明性。
而按照中国现行的《预算法》以及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，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，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，不需要事先报批。一支笔无需审核就可以动用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资金，这就利诱政府各部门保守预算编制。“这种粗线条的预算编制无疑给腐败行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。”毛寿龙认为，无法保证这些钱不被胡花乱造，资金究竟流向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和难点方面，还是流向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未可知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些钱会不会通过一些隐姓埋名的项目最终流入小部分人手里。
“年底突击花钱屡防不止，充分暴露出《预算法》的很多条款已不合时宜，应尽快修订《预算法》，堵塞预算支出的制度漏洞。”
“三公”消费占财政1/8
在财政支出问题上，最容易引发民众诟病的就是铺张公款支出。
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介绍，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、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元，吃喝、出国各2000亿元。
汪玉凯指出，这7000亿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如果按中国13亿人口计算，平均每人要为“三公”付出的代价是538元还多，而这个数字是中国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；据“中国人口信息网”的资料，2002年中国1764岁的有劳动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口比例为总人口的70.2%,现在也大体维持这个水平，也就是说在全国13亿人口中，这个范围约9亿人，如减去正在学习阶段的在校生，剩下的只有8亿多，平均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为“三公”付出的代价约800多元，是中国北方地区农民一季农作物的产值。中国2004年完成税收25718亿元，中国开放最早的广州市2004年完成776.37亿元，也就是说这7000亿的“三公”消费，相当于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。“这样一算，这7000亿真的让人感到很沉重。”
其实，对这样的7000亿元感到沉重的并非只有老百姓，国家也曾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改进。仅公款吃喝历年来出台多个规定，“四菜一汤”、“宴席税”、“实名制”等，结果收效甚微；公车改革更是沸沸扬扬，改革成果得不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；出国考察，有关部门也多次规定，可总是对策高于政策。“为什么治理‘三公’这么难？老百姓一言以蔽之：因为能享受‘三公’待遇的多是各级官员，让他们用自己的手割自己的肉，难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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